朋友发来的一篇文章，有点长，大家要是有时间就看看吧。

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洪坚评语：

平实的语言，却令人感动，只因饱醮着真情。人生中，有些东西错过了，就不可能再弥补，虽然给予爱的人从没想到过要得到回报，然而正是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爱，使受者在错过后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树欲静而风不止，恩欲报而亲不在，可悲可痛，鉴之！

 

“成功的花，人们往往只惊羡它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牺牲的血雨，洒遍了苦涩的泪泉。”

 

 

 

 

 

 

  任正非简介：任正非，生于1944年，中共党员。1988年在深圳创建的华为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通信设备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成立后的12年里，华为和几家国内程控交换机生产厂家一起，从跨国电信公司手里夺回半壁江山。“它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这是英国经济周刊《经济学家》对华为集团的评价。2000年华为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4亿元，在全国电子百强企业排名中，利润排第一。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到华为集团视察民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上午正在抱着NORTON一字一句啃E. E. Cummings，佩服这君怎能写出这些词句，感叹Prof. Liu 的那句“20世纪的美国文学史最难读的”，一头雾水，昏头胀脑，七手八脚。此时东强的短信就像是颗薄荷糖：我的专八考试顺利通过，成绩不错~~~顿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东强啊，你真仗义！小谢赞你一个！

 

一时间很多以前考试的故事在脑海里浮现。

一直是个很要强的孩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中时夸张到每次考完试基本都要哭的，总觉得自己没考好，搞得老妈信以为真，以为我真的没考好，安慰的话说一大车。然而每次又都会在几天后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家。几个回合下来，老妈就不问我考得怎么样了，反正她知道我肯定会回答她考得不好。其实我并不是要拿第一，我只是想做到自己能够达到的最好。

 

习惯于低估自己，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不自信的人。

直升班考试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被录取是毫无悬念的事情，唯有我在等待结果的一周里彻夜失眠；

高中物理会考之后，哭得伤心至极，因为自己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而我又一定会固执地相信，肯定是我算错了；

甚至高考第一天，也没有摆脱这种习惯。

至于大学以后，更是着实不自信了，直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肯定、获得奖励，我才渐渐有勇气告诉自己，其实我并没有自己想象地那么渺小。

 

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也许真的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已经习惯了悲观。

我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更喜欢低调的生活。

 

换一个角度：

我应该学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学会举重若轻，不卑不亢；

学会把更多好消息带给父母、家人、朋友，让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所谓“报喜不报忧”；

当然，更应该学会知足。

 

越来越觉得，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要寻找一种平衡。

 

 

很多人喜欢舒婷的《致橡树》，我却一直没有感觉，只觉得是一首诗，一首爱情诗，文字通畅，感情真挚，仅此而已。

偏偏是中学时的一篇课文，《白杨礼赞》，叫我多年难忘。

记得当年读到这篇时，我就心儿颤动，“伟岸、正直”，永远地镌刻在心。

我从那时起，就扬言，说自己将来的Mr. Right一定要是白杨树，再后来，就简化为了我要找一棵白杨树。

但是好像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多年以后，时至今日，我不得不承认，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小感言，竟然在连续几年来的现实中一点一点被反复印证。具体详情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作佐证。

于是我开始感概，之后就无语了。

真挚并热切地希望这个真诚的预言能够得以实现。

去看了《伪君子》，感觉没有去年的《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精彩。选择太经典的剧目，就难免如此，不像去年的音乐剧，可以有很大的空间。

依旧是讲堂多功能厅，舞台没有变，连观众席的椅子都没变，只是我去年是灯光助理，整台演出都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被冷气吹得打哆嗦，今年预见性地带了一件外衣，却坐在了观众席很靠前的位子，被炙热的灯光烤得手心出汗。

演员们还是像曾经的我们那样投入、忘我，我还是喜欢晓庆姐的发音，真好听，张征和梦柳还是那样惹人羡慕~~

还是有意外收获，我见到了好久好久没见到的小霖、陈平，还有培栋，大家真的都没变，或者就是变得更好了、更亲切了，寒暄之中，小霖递给我一颗椰子糖，含在嘴里，突然想起了高三，老吴带小刘畅远赴海南参加全国物理比赛，走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真诚地在心里祝福小刘畅，希望他取得好成绩，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回来的那天，物理课上，老吴代表小刘畅，给大家发糖吃，每个人分到了两块儿海南特产椰子糖。其实味道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知道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好的糖果。从此爱上了椰子糖。

没有返场，演出结束，真诚的掌声。我知道每个人都付出了许多。

散场以后在南门外老上海，雪菜面和拍黄瓜吃得很开心。

明年要是再想看戏，就要托人搞票了。

And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called you to his eternal glory in Christ,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 will himself restore you and

make you strong, firm and steadfast.

1 Peter5: 10

按照日程，导师明天出差，回来时毕业论文提交的期限已过，所以我们组整体进度都提前了20天，别人在yy我们交提纲，别人提纲我们一稿，别人一稿我们二稿，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一口气做下来，春节都没有休息，精力充沛的导师热情高涨，春节五一在她眼里没有存在的意义，我和小亿已经彻底累垮，他的胸口已经无数次通过憋闷疼痛跟他提起抗议，而我的胃又几次捣乱。考虑到本次选题确实在学术上有点价值，又是本科生第一次尝试参与，我俩几个月来互相鼓舞，跌跌撞撞爬到现在，盼望着二稿上交以后的如释重负，从好久以前就打算今天写篇文章庆祝导师离京、我和小亿重获自由，从上周就开始在心里倒计时，我憧憬着解放后的幸福生活。

还没提笔写“欢送词”，导师电话又追过来了。。。

我欲哭无泪。

在车上听到一首歌：你说我容易吗，我都快累死啦，可还得硬挺着，上辈子欠你的。。。

这歌简直就是专门为我写的！

神啊，救救我吧

五一放假前在一路边摊看见卖“魔豆”的，一个大大的盒子里全是刻了字的蚕豆，卖豆子的姐姐信誓旦旦地说这豆子种出来叶子上会有现在刻在豆子上的字，我惊叹这小豆子的神奇，于是蹲在盒子前特别认真地挑呀挑，直到满手都是汗，然后小心地把豆子收好带回家。好像挑豆子的那几分钟，自己就是个小小小姑娘，那么虔诚，生活在童话里一样，突然想起了灰姑娘坐的南瓜马车。

买了两个，自己的那个回家种在了一个小花盆里，有阳光照，有水喝，通风也不错，我等着它发芽。还有一个去清华的时候给了小小魁，我把豆子姐姐的话大肆渲染，告诉小小魁这是个魔豆，没想到这君竟然满不在乎地说要给吃了，我好像一下子从南瓜马车上掉了下来。

爸爸妈妈说我的豆子只是豆子，不排除发芽的小小可能。十几天过去了，还是一堆土，没有芽，我想揠苗助长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渐渐不抱希望，只当是自己哄自己玩了一下。前几天很偶然地得知大兔和木头在大洋彼岸竟然也在种魔豆，我感叹还是有人和我一样童心未泯，当看到他们那株已经“郁郁葱葱”的魔豆，我的南瓜马车又呼啸而来。

其实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自娱自乐，试着找到一种让自己得以平静的方式，哪怕只是很短暂的。

这几天我就不太平静，所以我应该多看看这土壤，多想想南瓜马车。

要是再过十五天，我的豆子还没动静，我就把它洗洗涮涮、煮煮吃了，然后问问小小魁，他的那颗味道如何。

：）

特别奇怪，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space了。

想想看，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blablabla,后来觉得很多零七八碎的小事儿没必要说，而那些让心儿颤动的点点滴滴，还是写在心里更为真切。于是关掉了“小孩儿的blablabla”。

就像比起email,我更喜欢写真正的信，我喜欢墨水落在白纸上飘扬出来的阵阵清甜，喜欢小心翼翼地封好信封、贴好邮票，再虔诚地投进信箱，等待它到达另一端。我总觉得直到对方收到信、细细读完它的时候，我的信才真正算是写完了。在寄出信的日子里，我的思绪会随着这轻轻的几页纸一同旅行，我会陪伴它一起到达。这是一个很惬意的心理过程，很享受、很恬静。从小到大不断有人说我传统、甚至保守，我并不介意，还会戏谑地补充，我说我是“迂腐，因循守旧不合时宜”，之后大家一笑了之。

这一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保了研，当了小姨，和旧友的感情更加深刻，也认识了新朋友。站在了北大的讲台上，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教书育人的伟大。第一次炒掉老板，第一次在bbs上发帖就被封杀，第一次吃猪大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慢一点，不知是因为留恋生活的美好，还是畏惧变老。这心态其实与我的年龄不符，人们大都是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才会感慨时光飞逝吧。这些年越来越感受到父母的不易，妈妈50岁生日那天，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到了该学会承担的年龄，我希望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一个只知道接受父母恩惠的小孩子，我希望我能成为带给别人幸福的人。

好像说远了。anyway,只是觉得这一年自己思想上可能真的长大了，虽然我知道其实就长大了那么一点点，虽然在家里我的小名还是“小孩儿”。

最近朋友们都在“呼吁”，鼓励我重新开，想了想觉得这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比较及时地知道小谢同学现在在干些什么，尤其是大家各奔东西了，不想让朋友们为我担心挂念，于是响应号召，重新开始敲敲打打码起字来。半年没来过了，才发现原来又升级了，好像多了很多功能，无奈我是笨笨，我还是只会写文字和贴照片，也许我某天会突然开窍，成功地加上小孩儿曾经好想加的背景音乐。但转念一想，真到那时，我也一定会选不定音乐、或是不想让它破坏了原有的清静。大家多包涵吧，这个空间简陋些，却倒落得个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关掉space的日子里发生的大事小情不想再唠叨了，贴一点照片，作为纪念。

感觉自己像是在建一个小房子，不求奢华，只望真实、舒服。让我平时能歇歇脚，让我的朋友们能来喝杯热茶。